现代世界尽管充斥着种种迷雾

 必发365登录     |      2019-05-03 10:49


的第四或第五语言。而列维特刚刚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可比作青年版诺贝尔奖,用以表彰青年经济学家),在那段时间接受过不少记者的采访。他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谓是不太健全。
但列维特看出都伯纳并非彻头彻尾的白痴,而都伯纳也发现列维特并非单纯的人体计算尺,这位经济学家标新立异的研究和讲解的口才都令作家为之折服。虽师出名门(哈佛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获奖无数),列维特却以剑走偏锋的方式研究经济学,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像一个学究,倒像一个机敏好奇的探险家——纪录片导演、法医调查员,抑或体育圈、犯罪、流行文化无一不插手的赌徒。他坦承,对于大众一提及经济学就会想到的货币话题,他兴趣寥寥。
实际上,他滔滔不绝地将自己贬低了一番。
“对于经济学领域,我所知甚少,”某次,他将遮眼的刘海一撩,对都伯纳说道,“我对数学不在行,对计量经济学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做理论研究。如果你问我股市是涨是跌,经济是兴是衰,通货紧缩是喜是忧,或是税务问题,我是说,我要是敢说自己对这些话题中的任意一个有半点了解,我就是完全在骗你。”
列维特所感兴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谜团,对于那些想要探究世界运行方式之奥秘的人来说,他的研究能让他们如愿以偿。在采访结束之后都伯纳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怪异态度得到了解释。
如列维特所见,经济学这门学科,拥有各种寻找答案的有效工具,但耐人寻味的问题却寥寥无几。而他的一大专长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如果说毒贩子能大发其财,为何他们还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枪和游泳池,哪个危险系数更高?在过去的10年里,造成犯罪率骤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房地产中介是否真的把为客户谋求最佳利益放在了心上?为何黑人父母喜欢给孩子取有碍其职业前途的名字?教师是否会为了达标,在高风险性的测验中作弊?相扑是否是一项腐败的运动?
许多人——包括他的不少同行——或许并不承认列维特的研究和经济学沾边。但他所做的,仅仅是将这门所谓死气沉沉的学科去繁就简,提炼至其最根本的宗旨:阐明人们如何才能如愿以偿。有别于多数学者的是,他并不避讳使用个人的观察结果和兴趣所向,也不避讳秘闻野史和趣闻逸事(但他对微积分却是避之而唯恐不及)。他是直觉主义者,他翻阅大量数据,去寻找前人未曾发现的故事。他推测出的测评方式,可以测评资深经济学家口中的不可测效应。不过,最让他乐此不疲的话题——虽然他声称自己从未染指过这些勾当——是诈骗、腐败和犯罪。
列维特炽热的求知欲也感染了数以千计的《纽约时报》读者。各式各样的问题、征询、谜语和请求纷至沓来——提问者既有通用汽车公司、纽约扬基棒球队、美国参议员,也有正在服刑人员、为人父母者和一位20年来一直在一毫不差地记录自己生意数据的百吉饼买卖人。一位前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打电话给列维特,请他帮忙证明如今的环法比赛已经滥用兴奋剂成灾。中情局请教列维特如何利用数据追捕洗钱者和恐怖分子。
令大家趋之若鹜的,是列维特的根本信条:现代世界尽管充斥着种种迷雾、乱象和罪恶昭彰的骗局,却并非无法参透或深不可测;只要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它甚至比我们所想的更加趣味横生。所需的仅仅是一种新的观察方式。
在纽约,出版商告诉列维特,他应该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写书。”
待解之谜已经堆积如山,他几辈子也解决不完,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适合作家这个角色。
“我没什么兴趣——除非,”他提议道,“我和都伯纳合著。”
并非人人都适合合作,但他们两人——以下改称我们两人——决定聊聊,看合著出书是否行得通。我们认为行得通,希望各位也能予以认可。
前言 万事万物的隐秘一面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人,但凡稍微瞥一眼晚间新闻或日报,就会心生毛骨悚然之感。
这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罪魁祸首就是犯罪。犯罪率不断攀升——几十年间,美国任何城市的犯罪率曲线图都呈直线上升的态势。而按照当时的趋势,如今正是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行将终结之时:故意或过失枪杀案司空见惯;劫车、贩毒、抢劫、强奸同样屡见不鲜;暴力犯罪成了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
“情况大有恶化之势。”
“未来会更加糟糕。”
权威专家无一不如是预测道。
恐慌的制造者就是所谓的超级猎手 [1] :这个形象曾一度随处可见,他在各大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怒目圆睁,几十厘米厚的政府报告中遍是他堂而皇之的身影;他是一个骨瘦如柴、浪荡在大城市的小子,手握廉价枪支,内心无所忌惮、残忍无情。
我们被告知,这样的人数以千计,嗜血杀戮的一代将把这个国家拖入无尽的深渊。
1995年,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为美国司法部长撰写了一篇报告,称青少年杀人案将急剧上升。他认为:乐观的话,青少年杀人案在10年内会上升15%;悲观的话,则会翻一番以上。
“下一轮犯罪高峰期将来势汹汹,”他说,“相比之下,连1995年都会变成美好的往昔。”
其他犯罪学家、政治学家及同样博学多识的预测专家都对未来做出了同样惨淡的预测,连克林顿总统也不例外。
“我们知道,我们要在6年内扭转局势,治理青少年犯罪,”克林顿称,“否则将国无宁日。而我的继任者将无暇再对全球经济的良好机遇高谈阔论,而是得忙于保护城市街道上人们的身家性命。”
犯罪的蔓延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接下来,犯罪率并没有继续攀升,反而开始下降,持续不断地下降。
犯罪率的下降有点不寻常:这是一次全面的下降,全美各地各种类别的犯罪都在减少;这是一次持续的下降,下降幅度逐年加大;这还是一次全然出乎意料的下降——对于那些做出相反预测的专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次形势逆转之迅猛令人震惊。青少年杀人案发率并没有像詹姆斯·艾伦·福克斯所警示的那样翻番,甚至也没有增长15%,反而在5年内下降了50%。至2000年,美国的总体凶杀案发率已经降至35年来最低。斗殴、汽车盗窃等几乎各类犯罪的案发率同样如此。
虽然各类专家没能料到犯罪率下降(而早在他们做出耸人听闻的预测时,犯罪率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苗头),但此时他们却开始争先恐后地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他们提出的理论多数听起来头头是道:一说是因为90年代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一说是因为《枪支管制法》的普及;还有一说是因为纽约市所施行的新型治安策略。(1990年,纽约发生了2262起凶杀案,而2005年只有540起。)
这些理论不仅头头是道,还很振奋人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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