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起来确实很蹊跷

 必发365登录     |      2019-05-03 10:54


交锋时的水平,即大致势均力敌,你想必不会以为他们能保持80%的胜率。
实际结果是,数据表明,7胜7负的力士在二次交锋中的胜率仅为40%。前一场比赛的胜率高达80%,下一场就跌到了40%?这要如何理解?
最合情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力士达成了以赛偿赛的约定:在我急需胜利的时候,你送个人情给我,下次我会还你。(此类约定并不能排除现金贿赂的存在。)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双方力士第三次交手时,会再次恢复到势均力敌的正常情况,表明其串谋只涉及两场比赛。
记录可疑的不仅仅是相扑力士个人,各个相扑部屋的总记录也存在类似的异常现象。如果某个部屋的力士在事关排名的比赛中,赢了另一部屋的力士,他们再次在比赛中碰到该部屋力士处于同样处境时,表现会尤其失常。这表明,在代表相扑最高水平的赛场上,某些比赛可能遭到了合谋操纵——类似奥运会花样滑冰裁判的选票交易。
迄今为止,尚无日本相扑力士因操纵比赛而遭到纪律处分,日本相扑协会官员驳回了所有此类指控,斥之为满腹怨气的退役力士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只要是将“相扑”和“操纵”二词放在一个句子里说出口,就会造成日本举国震怒。质疑一项国技的名声,常常会激起民众的抵触情绪。
尽管如此,在日本,指责操纵比赛之声仍然会偶尔见诸报端。时而掀起的舆论风波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去估量相扑可能存在的腐败现象。毕竟,媒体监督催生了一种十分强大的现象:假如两名相扑力士或其部屋一直存在操纵比赛的情形,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和电视镜头,他们可能会在继续这种勾当的时候有所忌惮。
那么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变化呢?数据显示,一旦有操纵比赛的指控出现,在相扑大会收官日,7胜7负的力士对阵8胜6负的力士,胜率仅为50%,而非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80%。无论如何,对数据进行取样,结果最终都难免指出一点:很难说相扑比赛没有被操纵。
几年前,两名退役力士挺身而出,提出大量指控,包括操纵比赛等多项罪名。他们指出,除了串通比赛,相扑界还充斥着服用违禁药物、乱交、贿赂、偷税漏税的事件,同日本黑帮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随后开始接到恐吓电话,其中一人曾向友人透露,他担心自己会被黑帮杀人灭口。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打算继续按计划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发布会召开前不久,二人在同一间医院死于类似的呼吸道疾病——死亡时间仅相隔数小时。警方宣布二人之死没有他杀嫌疑,但并未展开调查。
“二人在同一天死于同一所医院,这看起来确实很蹊跷,”相扑杂志编辑三宅充称,“但并没有人目击到有人投毒,因此该种揣测无从证实。”
无论二人之死是否有预谋,他们都做到了相扑业内人此前从未做到的事:指名道姓。在上文所援引数据涉及的281名力士中,他们指认了29名力士有串通情形,11名是清白的。
若将检举人所提供的证据纳入比赛数据分析中,会得出什么结果?在双方力士均涉嫌腐败的比赛中,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获胜概率约为80%。而与之相对,在事关排名升降的比赛中,如果对手是据称清白的力士,排名岌岌可危的力士胜率则不会超过双方以往的交锋记录。此外,如果涉嫌腐败的力士对阵未遭检举人指认的力士,结果同两名腐败力士之间的赛果一样呈一边倒的态势——这表明,多数未遭指认的力士也存在腐败行为。
那么,如果说相扑力士、学校教师和托儿所儿童的家长都存在作弊行为,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腐败是人类的普遍天性?果真如此的话,人类究竟有多腐败?
答案或许就在百吉饼中,以保罗·费尔德曼的故事为例。
费尔德曼曾是个有着鸿鹄之志的人,由于早年接受过农业经济学方面的教育,他曾立志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但事与愿违,他最终在华盛顿找到一份为美国海军分析武器开支的工作,彼时是1962年。其后20多年里,他一直在华盛顿从事分析工作。他职位很高,收入颇丰,但他受到认可却不一定是因为其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办公室的圣诞派对上,同事在向妻子介绍他时,对他的称呼不是“公共研究组组长”(这确实是他当时的职位),而是“带百吉饼来的人”。
送百吉饼最初只是偶一为之的奖励措施:员工拉到研究合同就会得到老板的犒赏。接着,这成了他的习惯,每周五他都会带百吉饼、一把锯齿刀和奶油乳酪到单位。上下楼的同事听说了百吉饼的事后,也纷纷表示想要。到最后,他每周要带上15打百吉饼,为收回成本,他摆了一个投币篮,贴了一张价签。结果,其成本回收率约为95%,他认为,没给钱的人是因为一时疏忽,而非有意占他便宜。
1984年,他就职的研究机构经历了管理层更迭,费尔德曼对未来做了一番斟酌之后,觉得前景堪忧,他决定辞职卖百吉饼。他的经济学家朋友觉得他丧失了理智,但他的妻子却支持他。毕竟,他们最年幼的三个孩子即将大学毕业,而且房贷也供完了。
他开车挨个绕遍环绕华盛顿的办公园区,用极其简单的推销手段拉拢客户:每天一早,他会将百吉饼和一个投币篮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然后中午再回来收走钱和剩余的百吉饼。这是一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而且确实行得通,仅仅几年间,费尔德曼的周送货量就达到了8400块百吉饼,业务遍及140家公司,收入恢复到了他做研究分析员时的水平。他摆脱了方寸隔间的拘束生活,可以活得逍遥自在了。
他同时还——在无意之中——设计了一场巧妙的经济学实验,费尔德曼从一开始就在一丝不苟地记录百吉饼生意的数据。因此,通过对比回收所得与百吉饼缺失数量,他发现他可以衡量客户的诚信度,且精确到分。他们是否占了他的便宜?如果存在此种行为,好占便宜的公司相比不占便宜的公司有何特点?什么情况会助长人们小偷小摸的行为?什么又会减少此类行为?
费尔德曼这次并非有意为之的研究恰好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欺诈形式的奥秘,这种欺诈形式一直是学术界难以攻克的难题:白领犯罪 [9] 。(没错,尽管只是一点蝇头小利,从百吉饼老板身上占便宜仍然属于白领犯罪。)通过一名百吉饼生意人的经历探究白领犯罪这种关系重大却又无从解决的问题,听起来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渺小而简单的问题常常是攻克重大难题的突破口。
尽管安然公司这样的流氓企业成了举世瞩目的话题,学术界对白领犯罪的案例却知之甚少,原因何在?因为缺乏有效数据。白领犯罪的关键一点是,白领犯罪者何其多,我们所听说的骗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多数侵占公款之徒不为人知,理论上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因为盗用公司财产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与之相反,街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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